|
去年，中國出口下降了16%，經濟卻增長了8.7%。對此，有分析人士稱，中國經濟長期以來主要依靠投資與出口拉動，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足，因此，今后要把注意力放在內需上，對外需的依賴度應有所下降。此話初聽起來沒錯，但進一步分析，情況卻沒有那么簡單。
綜合起來看，今年經濟形勢雖然復雜，但對于調整內外貿結構恰是碰到了難得的時間窗口，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世界經濟與金融格局大調整的歷史機會，在內貿與外貿兩個市場上做好更有遠見的戰(zhàn)略布局，那么，這將對中國企業(yè)提高其國際議價能力，同時改善國內貿易環(huán)境、提高服務質量，是不利的，也是很可惜的。
問題還不止于此。從英、美、日等發(fā)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看，貿易立國、貿易強國，是各發(fā)達國家富民強國的不二法門。英國早在工業(yè)革命前，就通過海上貿易等手段，積累了大量財富，又通過工業(yè)革命與科技進步，強化了其全球貿易霸主地位，直至美國在貿易領域的崛起，才不得已讓出了寶座。而日本在亞洲的稱雄，更與其強大的國際貿易有關。
因此，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雖然在貿易總量上已經排到了世界前列，但在貿易質量上還不能算是一個強國的國家來說，對于一個剛剛走過30年的快速發(fā)展道路，但人均GDP到現在也只有3700美元的發(fā)展中大國來說，尤其從人均國際貿易量來看，中國距發(fā)達國家的水平還差得很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輕易地忽略國際貿易對富民強國的影響，那是不恰當的。
因為從短期看，中國經濟的平穩(wěn)運行，離不開國際市場。據商務部人士介紹，中國目前約有9000多萬人的直接就業(yè)與外需有關系。如果將這些人的就業(yè)與其家庭聯系起來，按三口之家計算，外需市場至少要影響近3億家庭人口的生活。因此，與外需市場密切相關的這些就業(yè)人口，他們的收入情況不僅與外需有關，也直接影響著他們的購買力，影響到內需市場。
從長期看，特別是從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水平與貿易水平看，要繼續(xù)保持又好又快的增長勢頭，從貿易大國演變?yōu)橘Q易強國，更離不開國際市場。因為，近200年來中國的貿易主動權始終受制于人。無論是貿易內容，還是定價權，都不占優(yōu)勢。直至最近的30年，雖然在許多方面有所進展，但“坐著飛機吃大豆”的貿易狀況表明，中國仍需要尋找一個有利時機，改變這種地位。
現在，這種時間窗口打開了、時機來了。因為這次金融危機首先爆發(fā)于發(fā)達經濟體，由于長時間積累的經濟與金融矛盾困擾著這些國家，尤其是高負債消費引發(fā)的一系列問題，只有通過與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解決。因此，要擺脫金融危機的束縛、保持社會穩(wěn)定，就需要調整與新興經濟體的關系，并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增加出口，以擴大就業(yè)；二是控制物價，以穩(wěn)定社會。
發(fā)達國家要做到增加出口、擴大就業(yè)、減少債務，就需要放開其技術與高科技產品對中國的限制，總不能老是賣飛機和大豆給中國。這一方面有利于從進口端對中國的外貿結構進行優(yōu)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中國企業(yè)對國際貿易的議價權，進而延伸到對國際市場、國際貿易制度層面的一系列改革。而話語權的擴大甚至比具體的貿易內容更重要。
要控制物價、降低生活成本、保持其社會穩(wěn)定，就離不開“中國制造”。因為多年來中國產品對發(fā)達國家在控制通脹方面的積極影響是巨大的，而這一點很少被人肯定。現在，盡管有貿易摩擦，但“中國制造”仍有比較優(yōu)勢，仍將是發(fā)達國家老百姓離不開的必需品。因此，隨著中國國內消費市場的升級，“中國制造”正可以利用內外需兩個市場的變化，進行戰(zhàn)略性調整。
也就是說，“中國制造”終于有了一個進行結構調整的契機，通過將內外部供求關系的重新整合，把“中國制造”在產業(yè)鏈上的位置，向更高等級上移。一方面，通過在國內的產業(yè)轉移，繼續(xù)保持優(yōu)勢產業(yè)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yōu)勢；另一方面，通過國際投資，把失去比較優(yōu)勢的過剩產能與技術轉移出去，實現資本增值。同時，也可以借此提升“中國制造”的附加值及議價權。
可以說，由于內需市場的興起，中國的對外貿易正好獲得了一個進行全方位結構調整的新空間。這種調整不僅要從生產環(huán)節(jié)，也包括對整個社會的勞動力、資金、技術、資本等要素的重新整合，進而形成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只有在這樣一種比較均衡的新格局中，中國的對外貿易才會找到自己應有的地位，找到與自己身份相配的議價權與話語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