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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投資銀行在牛市當中捉襟見肘，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觀察一下投資銀行所吸引的是什么樣的人，以及這些人所受的是什么教育。曾幾何時，主流投資銀行只從為數(shù)不多的幾家頂尖商學院里招兵買馬。聰明并有野心的年輕人熱衷于取得商學院學位，這是一個相對比較新潮的觀念。在此之前，MBA學位更像是一張漂亮的職業(yè)培訓證書，通常是那些沒能進入法律或醫(yī)學等專業(yè)領域的人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隨著商業(yè)的興起以及CEO職位變得越來越受推崇，這種觀念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發(fā)生改變。
這段時期，商業(yè)成為公眾主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話題。1983年，《紐約時報》非文學作品類暢銷書排行榜的前四位史無前例地全部被“商業(yè)書籍”所占據(jù)。公眾對商業(yè)的巨大興趣可以追溯到明星CEO的出現(xiàn)，并成為一種文化標志。當代第一位明星CEO是1979年當選為克萊斯勒董事會主席兼CEO的李?艾柯卡。
對商業(yè)明星的崇拜不僅改變了公眾的看法，也引起高報酬的咨詢公司和投資銀行從商學院里招聘畢業(yè)生的人數(shù)急劇上升。在20世紀70年代，只有不到1/10的新任CEO有MBA學位，而到90年代，超過1/4的新任CEO擁有MBA頭銜。綜合這些現(xiàn)象，精力充沛的本科畢業(yè)生念MBA的理念已經(jīng)被社會所接受。實際上，
MBA被那些聰明并且富有積極進取心的人認為是必備的學位。
許多傳統(tǒng)專業(yè)因為知識面過窄和偏重于技術層面而受到人們的嘲笑。相反，MBA卻更具有企業(yè)家精神，它給成績優(yōu)異、有野心的學生帶來機會，讓他們做自己想做的事，與此同時也顯示出這些人與單純高智商的人的區(qū)別，他們有勇氣從事前景不受限制的職業(yè)。讀MBA不需要學習枯燥的法律程序或者有機化學，而是學習現(xiàn)代管理中的秘密武器，旨在將來成為各行各業(yè)的領導人物。他們所學的技能具有隱含的意義，即可以應用于任何行業(yè)或應對任何狀況。取得這個充滿魔力的學位只需要兩年時間，既不需要通過醫(yī)學的重要資格考試，也沒有律師資格考試，這使得MBA更具吸引力。
MBA培訓工場里的教學方式和學生有其自身的特點，并且培訓是按既定目標進行的。
MBA核心課程是向來自不同專業(yè)的學生介紹好幾門不同的學科。任何在大學里主修經(jīng)濟、會計、市場、組織行為學、財務、制造或者統(tǒng)計的人都可以在兩年里學成畢業(yè)。第一年的主要任務是將上述學科一一粗略帶過，第二年則專注于尋找工作。因此，無怪乎大學教員們將整個獲益甚豐的MBA項目看做是一個不招人待見的“拖油瓶”。
問題在于，對于MBA究竟要培養(yǎng)出什么樣的人，沒有共識。確實，包羅萬象的課程設置多少反映出人們對此沒有取得一致意見。MBA項目并不花工夫去合成這些不同的學科，而是留待學生自己去思考這些課程之間的關系。
有意思的是，商學院總能成功地請到各個學科里大牌的教授，以至于要讓兩年的教學課程真正一體化難上加難。明星教授以專注自己學術前沿研究而聞名，他們通常不屑花費時間教學或跟學生打交道。對于MBA學生來說，情況更是如此，因此人們認為他們并不是認真來讀書的。實際上，這些學生并不是謙遜好學之輩，他們中很多人的收入畢業(yè)后很快就超過了教授，這更使上述問題加劇。結果，教授們并不熱衷于為MBA學生創(chuàng)設一套真正有思想性、有廣泛知識面的課程。
因此，MBA和大多數(shù)跨學科課程一樣，在執(zhí)行過程中有些亂套，就像伊芙琳?伍德（Evelyn
Wood）的速成課，每節(jié)課的主題都和毫無關聯(lián)的商業(yè)問題牽扯上關系。舉例來說，某天的財務課上說到多樣性完全沒有價值（從理論上說，投資者可以通過向不同種類的、各自獨立的公司投資來分散風險），而在第二天的制造業(yè)研討會上又說起多樣性的好處來（基于其最大限度地利用生產(chǎn)能力，以及調(diào)整業(yè)務數(shù)據(jù)的優(yōu)點），這樣的事屢見不鮮。而學科教授相互磋商給學生們提供一種能夠協(xié)調(diào)各種觀點的統(tǒng)一方法這種情況倒是很少見。
人們可能期待著讀MBA的那些年輕聰明的實干家們會對這種游戲提出反對意見。但實際上，學生們大多非常愿意參與這種可笑的游戲。誠實的人會告訴你，他們讀MBA最大的理由是向未來雇主顯示自己的價值；其次是廣交朋友，為今后建立人脈關系。對他們來說，關鍵在于拿到職場入場券，并建立人際關系網(wǎng)。一份被廣為引用的最新研究顯示，除了在最頂級的MBA項目里建立的人際關系真正具有價值以外，總的來說，MBA學位可以說是最差的教育投資。
1980年下半年，我在斯坦福大學念MBA期間，學術上最提神的課程是核心宏觀經(jīng)濟學。那年講這門課的是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一位杰出的客座教授，他是“合理預期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薩金特做了些出乎人們意料的事。他決定不按常規(guī)路數(shù)給我們上傳統(tǒng)宏觀課，而改為向大家介紹博弈論，并把班級分成三組，分別擔任美聯(lián)儲、國會和消費者三種角色。同學們非但沒有被這種新的嘗試激發(fā)起興趣，反而心生厭惡。這不是他們來讀MBA的目的。他們要準備其他課程，還要忙著面試、找工作，實在沒有時間去辯論宏觀經(jīng)濟中“囚徒困境”的應用。對他們來說，課堂上只要提供一些期末考試的樣題就好了，其余的事他們自己會搞定。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那些整天討論領導力、企業(yè)家精神、創(chuàng)新的美國最頂尖的MBA畢業(yè)生中，差不多有一半進了咨詢公司或投資銀行。而到9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半數(shù)。MBA畢業(yè)生為了成為大家所期望的那種真正積極進取的人付出了不少努力，現(xiàn)在他們最擔心的問題是害怕自己的職業(yè)選擇可能會削弱來之不易的社會地位。
我回想起當時看到身邊大批商學院同學趕去咨詢公司或投資銀行上班時的心情。那時，我認為斯坦福商學院1987屆學生是一群各具特質、在許多方面都很出色的人。我還記得剛入學時的介紹會上，入學資格審查官炒豆子似的歷數(shù)同學們的背景，宇航員、成功的企業(yè)家、職業(yè)高爾夫球手、駕小船環(huán)球旅行的船長，那么多能人，不知何故把我漏掉了。但到兩年學業(yè)結束，同樣這群聰明、有野心、有創(chuàng)造力的人變成了被動的跟隨者，在校園招聘會上，占主流地位的投資銀行和咨詢公司的面試機會成了人人趨之若鶩的競爭目標。
并不是說有趣的人不可以期望成為銀行家或咨詢顧問，只不過那些有著不同興趣愛好的人為什么一律把成為銀行家或咨詢顧問當成最大的愿望呢？
既然這些MBA畢業(yè)生都成了被動接受、不愿意承擔風險的人，況且投資銀行在牛市期間比以往做得更多、拿得更多，那么，有件事就顯得很奇怪——在這一時期投資銀行家改行的人數(shù)卻達到歷史高點。投資銀行的人員流動率達到50%~100%，離職的人各個層面都有，從剛出校門簽了兩年合約的年輕分析師到高級董事總經(jīng)理，而董事總經(jīng)理離職的損失最大，這意味著會失去幾百萬尚未獲得歸屬權的股票和期權。
更奇怪的是，這些銀行家沒有轉投競爭對手，而是投身于新創(chuàng)立的、與互聯(lián)網(wǎng)有關的公司。很難想象一個成熟機構中的銀行家和一個新創(chuàng)公司的CEO之間有什么相似之處�？梢赃@么說，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像是五金連鎖店的老板去當整容外科醫(yī)生。單有一個人做出如此重大的職業(yè)轉變可能算不上特別令人吃驚，但為什么整個行業(yè)都如此瘋狂？真讓人摸不著頭腦。
一定會有人認為這是一派胡言，根本沒什么神秘的東西。銀行家是這個世界上最貪婪的人，這句話一點也沒錯�；ヂ�(lián)網(wǎng)突然之間成為一夜暴富的捷徑，那么，銀行家們從投資銀行這扇門爭先恐后地涌向網(wǎng)絡那扇門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公平地講，到目前為止這種說法不僅為廣大公眾所接受，銀行家們也都表示了認同。
且讓我們把這種說法稱為“貪婪有理”論吧（出自著名演員邁克爾?道格拉斯在奧利弗?斯通導演的《華爾街》中的一句臺詞），然而，這種說法還有一些不合理之處。按照這個理論，只要付更多的錢就能留住銀行家。這正是主要投資銀行努力去做的。它們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種改善“生活質量”的措施，試圖仿效想象中網(wǎng)絡公司的辦公環(huán)境。從原先夏季每周五的便裝日變?yōu)槿昕纱┬蓍e裝上班，當時這一舉措被看做是革命性的變化。當休閑裝措施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時，生活質量的概念進一步被擴大，公司又提供從免費水果和咖啡到帶薪假期等各種福利條件。不久，投資銀行又轉用他們最熟悉的方法：現(xiàn)金。很快，公司競相出臺名目繁多的額外薪酬補貼計劃，包括現(xiàn)金、股票以及多種方式參與公司私募股權投資的機會。
很難評估這些措施成功與否，因為無法判斷在缺乏這些措施時會產(chǎn)生什么情況。銀行家跳槽去網(wǎng)絡公司的潮流最終逐漸平息下來，原因在于網(wǎng)絡公司IPO的市場最終崩潰。幸運的是，1999年高盛上市期間制定的獨特的薪酬機制為大家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看清楚由純粹的貪婪所造成的沖擊。IPO期間，所有高盛的員工都得到了數(shù)額巨大的股權，如果他們在三年內(nèi)離開公司，這些股權則會作廢。高盛IPO給留下來的員工的條件如此優(yōu)厚，任何其他銀行的薪酬激勵計劃都不能望其項背。如果“貪婪有理”真的有道理，那么有理由相信高盛的人員流動率會降到一個極低的水平，當然，高盛的人員流動率從來就是比較低的。
但是，高盛的人員流失率和它的同行一樣高。為了阻止人員的大量流失，高盛（在贈送IPO股票的基礎上）設置了更慷慨的薪酬激勵計劃，但是這樣做仍然于事無補。高盛的競爭對手無疑偷笑不已，但在竊喜之后迅即心生恐懼。如果高盛用走人就沒收其IPO股票的大棒都沒能留住人，那其他銀行又如何提供更大的胡蘿卜來達到目的呢？
這些成功人士先是蜂擁至投資銀行，爾后又轉投網(wǎng)絡，如何解釋這一奇怪的群體現(xiàn)象呢？當時，我在琢磨其中的奧妙，我想原因不會像“貪婪有理”那么簡單，但肯定要比“集體瘋狂”的說法更具說服力。出乎意料的是，我無意間在阿爾?戈爾發(fā)起的個人自我發(fā)現(xiàn)之旅中找到了線索。當時正值戈爾力爭繼任比爾?克林頓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tǒng)的競選期間。
戈爾遇到中年危機，先是1988年慘遭總統(tǒng)競選提名失敗，之后他的兒子又碰到車禍險些喪命。在田納西大學心理學家的幫助下，戈爾根據(jù)他們提供的閱讀材料開始對家庭危機進行深入研究。有一本書引起了戈爾的內(nèi)心斗爭，這本書是瑞士心理學家艾麗斯?米勒（Alice
Miller）寫的《天才兒童的戲劇人生：找尋真正的自我》。戈爾不僅將書分送給朋友和同事閱讀，還在面試時問求職者是否讀過這本書。
米勒的書講的是那些從小“因為天才和成就而得到贊揚和敬重”
的人所碰到的特殊問題，這些人特別有天賦，同時又極度敏感，某天“突然發(fā)現(xiàn)不能達到人們所期望的境界，而自己又不得不堅持下去”。米勒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天才兒童的父母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利用孩子的天賦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在此情況之下，兒童為了不斷獲取父母的關愛，只能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成就，并且在心底隱藏著一種恐懼，認為父母喜歡的不是他而是他取得的成就。這類兒童除了取悅的需求之外，從來沒有開發(fā)出自我的意識，因此會面臨大喜大悲的情感體驗。每當最新成就的喜悅退去，他們就會因為不能體會自我感受和需要而變得羞愧和空虛。很快，他們會開始接受新的挑戰(zhàn)，幻想著能夠永久性地填補這種空虛。
作為同一種綜合征，這聽上去至少可以給出部分答案，來解釋為什么一波又一波優(yōu)秀的商學院畢業(yè)生和投資銀行家會盲目地追求當時公眾所認為的成功事業(yè)，而不管自身是否對此感興趣，甚至連高盛IPO的經(jīng)濟激勵也能放棄。
戈爾解決了自己的這場危機，但不知道銀行家們是否能清醒過來。米勒博士的藥方是讓銀行家們通過做心理測試來尋找自己真實的情感。乍一看，這種解決方案無法實施。但是，與那種讓銀行家保持好心情的“生活質量”相比，心理測試可能更有益，它會讓合適的人以合適的理由離開銀行業(yè)。誰知道呢，或許銀行家經(jīng)過心理測試以后不僅變得更快樂，而且能成為更好的銀行家。
當我們了解了20世紀90年代哪些人成為了投資銀行家，他們?yōu)槭裁匆斖顿Y銀行家之后，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投資銀行向交易驅動型企業(yè)文化根本轉變所帶來的影響。“IBG
YBG”的口號幾乎就是這種新的優(yōu)先秩序與全面滿足各種客戶需求之間沖撞的必然產(chǎn)物。在整個華爾街，成為優(yōu)秀的團隊成員或者擁有其他古怪的想法不再是個人成就的目標，大家的目標變成做項目、創(chuàng)收入以及曝光度。用保爾森的話來說，就是避免變成恐龍。為了成為表演者、大明星，成本可以忽略不計，更何況成本是由別人扛著。確確實實，代價是巨大的。
這一背景可以幫助你理解本書之前所講的事和將要展開的內(nèi)容。投資銀行家在即將到來的衰退中丟掉飯碗，由此而失去自我價值認同，感到空虛和迷茫。更廣泛地看，過去10年投資銀行的社會形象逐漸走下坡路，公司的部分標準也相應降低，這使得投資銀行家的個人和專業(yè)形象也一并遭到破壞，他們感覺像是被出賣了，并且變得有點脾氣暴躁。投資銀行業(yè)的轉變所帶來的更重要的社會意義還不在這里，不過“天才投資銀行家的戲劇人生”給我們的故事添上了濃重辛辣的一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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