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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國人大代表、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后履職的第11年。過去十年兩會，他常有“辣評”。今年他提出免征工薪階層個稅，稱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只是國家財政稅收很小的一部分，“即使砍掉工薪階層的個稅，對于國家的財政稅收的影響也很小”。
個人所得稅作為一種直接稅，在我國稅收收入總量中占比的確是很小，連同作為直接稅的企業(yè)所得稅一起也只有30%，間接稅占比卻高達70%。而在30%的所得稅中個稅占比僅7%，問題在于這7%的個稅中有一半以上來自“工薪族”，而繳納個稅的“工薪族”大多是些并不富裕的中等收入者。個中原因又在于工薪所得個稅易于“代扣代繳”征收到位，而其他項目的個稅征管難度較大而易于流失。
在我國，老百姓承擔的稅負并不僅僅在于個稅，比個稅更重的是來自于生產和銷售環(huán)節(jié)層層轉嫁到日常消費品中的各類間接稅，它們隱含在商品價格中，最終落到消費者身上。這既不利于減輕低收入人群的日常生活負擔，也不利于培育和壯大中等收入階層。因此我國稅制改革的大方向應該是逐步降低增值稅、營業(yè)稅、消費稅等間接稅的比重，增加個人所得稅、財產行為稅等直接稅的份額，從根本上改變間接稅與直接稅比例嚴重失衡的問題，以利于充分發(fā)揮稅收的調節(jié)功能，使之在提高居民消費能力，擴大國內需求，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huán)，縮小收入財富分配差距，促進社會穩(wěn)定和諧、國家長治久安等方面起到更好的作用。
筆者認為，正是由于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在收入總量和老百姓承擔的稅負總量中占比都較小，當前即使是砍掉工薪階層的個稅，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相關矛盾和問題。個稅改革的關鍵在于盡快消除其制度性不公，即改革當前的個稅分類征收模式，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征收模式，使個稅從以個人為征收主體向以家庭為征收主體過渡，并且通過立法改善個稅征管的大環(huán)境，使基層稅務部門查實家庭收入財產不再因涉及“個人隱私”而受阻，這也能為擴大房產稅征收范圍、將來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等直接稅掃清障礙，使稅收征管的重點向富裕階層轉移。
惟有如此，我國直接稅征收才能取得實質性、突破性的進展，從而在收入總量中占有較大的份額。在此基礎上，再適時、適度地調減直接稅的份額，在全面推進“營改增”，避免重復征稅的同時，降低增值稅稅率，以減輕增值稅負擔，并且調整消費稅的稅目稅率，將已經成為大眾消費品的商品剔除在消費稅的征收范圍之外，或降低其稅率。這樣一來，我國間接稅與直接稅的比重也就會逐步趨向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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