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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信貸高速增長往往伴隨著金融風險積累和隨后銀行不良貸款的爆發(fā)，而經濟增速回落則加速了問題的顯露，這無論在國際上（如20世紀90年代日本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和本輪國際金融危機）還是國內（如1992-1993年沿海房地產泡沫）都是有先例的。銀監(jiān)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6月末，我國銀行業(yè)金融機構總資產（境內）達124.5萬億元，相比2002年上升4倍以上，除了2004年增長率在14%之外，其他每年增速都在17%以上，特別是2009至2010年信貸投放增速達到30%，超出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20個百分點。
　　目前，我國商業(yè)銀行體系的風險已經進入集中顯露期，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末，我國商業(yè)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4788億元，已經連續(xù)4個季度環(huán)比上升。未來，不良貸款規(guī)模和不良率仍將雙雙上升，這一點已經在管理層和行業(yè)內取得了共識。但是，對銀行體系風險的大小、是否會大規(guī)模爆發(fā)、如何消化等問題的認識卻難言深入。樂觀的觀點認為，銀行業(yè)不良貸款率在今年上半年仍處于歷史最低位，僅為0.9％左右。雖然不良貸款額略有上升，但同時銀行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上升至270％，資本充足率和盈利指標均處于比較健康的水平。一來不良資產規(guī)模小，而銀行近年來的高增長利潤也完全能夠消化（2011年銀行業(yè)凈利潤達到1.04萬億的歷史最高值）；二來經過國際化和市場化的改革和洗禮，銀行自身的風險管控能力也今非昔比，特別是以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杠桿率、存貸比等為主的一系列監(jiān)管指標均處于警戒線內的安全狀態(tài)；而悲觀的觀點則認為，2009年以來的復蘇是銀行信貸支撐下依賴投資高增長的復蘇，以新增投資來消化和掩蓋過度投資下的資產泡沫、投資低效和產能過剩只是延緩了泡沫破滅、投資低效和產能過剩問題全面暴露的時間。2009年以后，我國銀行業(yè)經營被重新導入了政府“投資饑渴癥”驅動下的信貸投入高增長模式，而這種模式正是我國上世紀90年代造成銀行風險積累的源頭，只是表現形式不同（上世紀90年代是制造業(yè)投資驅動，而2009年后是基建投資驅動）。因此，我國銀行業(yè)高增長的利潤和安全的風險指標難掩未來的系統(tǒng)性風險。
　　對于我國銀行業(yè)的風險問題，我們有兩個觀點：一是本質上來講銀行業(yè)風險考量的是政府財政的“兜底”能力，短期內銀行風險爆發(fā)的可能性較小，但存在的隱患需要防微杜漸；二是長期內銀行風險的化解取決于經濟增長模式能否轉換。
　　我國“維穩(wěn)觀”在經濟領域的最大體現就是銀行業(yè)的穩(wěn)定，這是管理層最為重視的經濟穩(wěn)定。因此，即使是在本世紀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前，我國商業(yè)銀行被國內外認定為“理論或技術上已經破產”，國家依然憑借其強大的財政實力為商業(yè)銀行不良貸款埋單。目前，通過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商業(yè)銀行成為相對獨立的公眾企業(yè)，政府對于銀行的干預較之前少了很多（比如上世紀80-90年代普遍存在“指令性貸款”），從而政府對于銀行風險的隱性擔保責任也褪色很多。但是，本輪銀行風險積累的源頭仍在政府推動的投資增長模式，而銀行信貸則是支撐投資增長的主力軍，銀行信貸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底的96.6％升至2009年的117.2％，在國家控制信貸增長的情況下，今年上半年這一比例依然達到120%。而且，本輪投資對于銀行貸款的依賴走上了一條不可逆的路徑，即由于投資低效和過剩產能，需要大規(guī)模信貸支持來上新投資項目，消化存在的問題和保持一定的收益規(guī)模，這在上中下游各行業(yè)已經固化，哪一個行業(yè)出了問題都可能會讓整個產業(yè)鏈癱瘓，這也是三角債癥結所在，所以未來銀行風險若爆發(fā)則一定是系統(tǒng)性的。因此，國家不可能對于因承擔了公共責任（保增長和消化產能）而產生不良的銀行風險坐視不管，而近年來國家財政實力的提高（2011年財政收入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10萬億元）和銀行利潤高速增長時期留存的風險撥備也為消化損失提供了厚實的防護墊。
　　短期內銀行不良貸款規(guī)模和不良率雙雙緩慢上升，但近期有幾個突出的風險點可能會引起不良狀況惡化：一是“保就業(yè)”讓一些本應當被淘汰的企業(yè)仍舊靠銀行貸款支持而成為“僵尸企業(yè)”，例如近期國家對于光伏企業(yè)的拯救要求銀行提供貸款支持，完全無視2005年以來該行業(yè)“大干快上”后如今需要正常調整的規(guī)律。二是在土地出讓金大幅度下滑的情況下，今年下半年以來各地總額超過7萬億的投資計劃可能會惡化地方政府掌管的城市商業(yè)銀行的風險。在追求規(guī)模和異地擴張的戰(zhàn)略指引下，城商行本身漏洞重重的風險管控體系能否經得起考驗也值得懷疑，例如近期曝出杭州銀行為鋼貿企業(yè)6000萬元匯票墊資的案件，反映出的城商行當前貸款事后監(jiān)管體系之薄弱觸目驚心。三是地方融資平臺風險警情再次拉高。2011年已經被切斷的銀行平臺融資近期已經重新開閘，包括貸款展期、銀行對于城頭債的購買、理財產品資產池黑箱式操作對于地方平臺項目的接濟。四是不良貸款存在未來追認的問題。由于不良貸款基數低、銀行官員任期制以及業(yè)績考核的巨大壓力，再加上風險類貸款（關注、次級和可疑類）認定上難以實現量化，基層銀行有意推遲或掩蓋當前存在的風險，而這些風險在未來必然會被追認。五是流動性風險快速提升。利差縮小和核心存款流失驅使商業(yè)銀行被迫更多地采取“融短借長”的模式，期限錯配下的流動性風險開始顯現，而現有的監(jiān)管體系并不側重于流動性監(jiān)管。
　　本世紀以來，中國銀行業(yè)的繁榮時代靠的是資產規(guī)模、價格的雙雙飆升和通脹時代存貸市場的巨大利差（由于存款實際負利率，存貸利差在6-7個百分點）。這一時期，銀行既享受了高利差下可觀的資產利潤率，也享受到了上下游全產業(yè)鏈快速擴張下的規(guī)模和范圍效應。但從長期來看，一方面，外需、人口、環(huán)境和土地等支撐資產規(guī)模和價格繼續(xù)飆升的低成本因素已經衰退或者接近枯竭；另一方面，利率市場化事實上快速推進不斷擠壓銀行存貸利差。故銀行自身消化風險的能力在衰退，這與銀行風險在未來集中暴露是極為危險的組合，這對未來國家的財政擔保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問題集中到了經濟增長模式是否能轉換到以消費為主的內需拉動模式上來，并通過新一輪增長的紅利來實現風險的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