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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tǒng)選舉塵埃落定，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戰(zhàn)勝右翼政黨人民運動聯盟候選人、現任總統(tǒng)薩科齊。在此之前，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國也先后更換了政府。
歐債危機攪動的風暴如此強勁，給歐洲政治家們足足實實上了一堂大課。在國家保持總體穩(wěn)定的前提下，經濟無疑是左右選票最重的砝碼。經濟走勢不僅決定著選民的社會福利和幸福指數，而且直接關乎人們對國家發(fā)展前景的信心。正因如此，沒有哪個政黨“拼經濟”的意識是薄弱的。于是乎，“政策有效性”以及“經濟周期”成為論者分析選戰(zhàn)得失的兩個關鍵詞。
如此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不過，從更深層面看，歐洲政壇更迭還同執(zhí)政者對六個“力”的綜合把握密切相關。
掌握著最全面的信息，擁有相當專業(yè)的團隊，執(zhí)政者向來不會過于缺乏洞察力。洞察力可以幫助人們發(fā)現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進而依據經濟學理論對癥下藥。然而，如果洞察力停留于此，顯然又是不夠的。繁華表象下的隱憂，未來趨勢性的問題，同樣需要洞察。在某種程度上，歐債危機也可說是歐洲執(zhí)政者麻痹大意的產物�，F代經濟體系如此龐大，即便是天才經濟學家，往往也是基于現實中的教訓建立自己理論體系的。經濟學歸根到底是一門經驗科學。
眾所周知，相對完善的福利制度既是歐洲人的驕傲，也是歐洲經濟的負累。即便是在問題浮出水面之時，碰觸選民的福利也是一件充滿風險的事情。不僅僅是薩科齊，還有相當多的歐洲政治家，恰恰因緊縮政策遭遇選民說“不”。所以，相對于解決現實問題的洞察力而言，將具有遠見卓識意味的洞察力轉化為現實行動，需要更強大的意志力。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曾表現出這種意志力。早在本世紀初，歐債危機端倪未露之時，施羅德政府就頂住壓力，大力改革社會福利體制，讓個人承擔更多的責任，進而激活了勞動市場，造就了德國危機“減震器”的雛形。這也是德國在此次應對歐債危機中免受重大沖擊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施羅德卻因步子邁得過大被自己的選民“拋棄了”，普普通通的民眾畢竟生活在當下，沒有誰愿意為山那邊尚未飄過來的陰云而中斷陽光下的休閑生活。對政治家而言，對民意的掌控力可謂生命攸關。失去執(zhí)政地位，不僅意味著執(zhí)政者政治生命的中斷，還將讓明智的政策有頭無尾。
行動力的可持續(xù)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執(zhí)政者的社會動員力。讓更多的民眾一道未雨綢繆，這不是簡單的說教就能奏效的。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的改革一度得到社會的認可，一方面因為步子邁得較緩，也同德意志民族性格中濃厚的理性色彩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執(zhí)政者所面臨的壓力顯然更大些。面對民族文化的積淀，政治家的力量是微弱的。政治家畢竟以成敗論英雄。要將“不受歡迎”的行動進行到底，磨練社會動員力是必過的一關。
不論洞察力、意志力、掌控力、行動力、動員力組成的方程式如何難解，“鑰匙”歸根到底在于政治家的信仰力。到底是為了執(zhí)政而執(zhí)政，還是基于對民眾當下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綜合考量來決定行動方向，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經濟狀況尚好之時，如果不能大膽實施前瞻性改革，一旦真正的危機來臨，不管是原來的執(zhí)政者還是其接任者，恐怕都很難有效應對。
常言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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