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fā)展與戰(zhàn)略轉型中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既是原有增量改革負效應的陸續(xù)表達，也是上一輪改革整體設計使命完成之后，新一輪設計缺位的階段性反應，更是改革進攻堅過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體體現。
未來改革的突破口應該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是政府在釋放權力、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通過適當的轉移支付，實現財富由政府向民間尤其是廣大百姓的有序轉移。
整體設計時間窗口已來臨。
如果以10年作為檢視決策層的政策設計效果的時間光譜，則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首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以來，經過兩個10年的改革探索與政策執(zhí)行，中國無論是在經濟發(fā)展模式探索還是相關的改革成效，均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特別是在最近10年里，中國的工業(yè)化水平大幅提高，財富積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經濟規(guī)模連續(xù)躍上幾個臺階，正加速由制造大國向產業(yè)與資本強國邁進。
如今，業(yè)已執(zhí)行一年有余的中國“十二五”規(guī)劃，假如真正開啟中國經濟戰(zhàn)略轉型之路，不僅將在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發(fā)展史上極具標本意義，而且在形成“中國模式”過程中貼上令人信服的標簽。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曾說的：“中國發(fā)展所帶來的系統性、結構性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經濟轉型正經歷著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我將賭注壓在中國最終能夠轉型成功上�！�
斯賓塞的樂觀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國經濟轉型背后的一系列支撐因素，例如政府在促進經濟轉型中巨大的行為空間。不過，了解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史的人都知道，包括各級政府在內的所有市場參與主體在經濟增長方面已經被證明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轉型，如何找到轉型的切入點以及適應經濟轉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這些年來的進展與國家和社會的期望卻有一定距離。如何治理早已內外失衡的經濟系統，如何在保持經濟較快增長過程中實現增長動力的切換，如何在提升經濟增長福利效應的同時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等，既需要清晰的路線圖及與之匹配的政策執(zhí)行力，也有賴于所有參與主體從戰(zhàn)略高度上重視此次轉型的國家意義和世界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在1993年前后關于改革的頂層設計與隨后的制度執(zhí)行，在歷時18年之后已經到了大規(guī)模升級的時間窗口。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個整體性框架設計，也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如今，將近20年過去了，上一輪大規(guī)模的改革設計亟待全面升級。
今日中國經濟發(fā)展與戰(zhàn)略轉型中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既是原有增量改革負效應的陸續(xù)表達，也是上一輪改革整體設計使命完成之后，新一輪設計缺位的階段性反應，更是改革進攻堅過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體體現。而回顧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歷史，可以發(fā)現，只要政府能夠正視經濟領域的突出矛盾，并能集中海內外關心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有關人士智慧，在鏡鑒與探索中找到并形成指導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改革的制度設計與執(zhí)行方案，則中國民間潛藏的增長動力就會被大大釋放出來。無論是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還是1994年前的“京倫會議”，其在凝聚海內外智慧、求解中國經濟下一步改革方案乃至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而當全國最保守的那部分人都能夠突破所有制和意識形態(tài)羈絆、接受市場經濟是中國可以富并且能夠富的唯一路徑之后，中國取得連續(xù)多年9%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根本不算什么奇跡了。
相較于20年前的智慧，今天的決策層以及中國經濟學家們應該有足夠的存量智識和前瞻性的視野，來重新思考并設計中國經濟改革的下一步整體方案。
其實，今日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面臨的諸多復雜問題本身就為富有責任感的中國經濟學家們提供了極好的研究樣本。中國經濟學家們能否積極擴大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的行為空間并取得廣受國際認可的研究成果，某種程度上就取決于他們能否在掌握和借鑒前沿經濟學知識和國際經驗的基礎上，通過深層改革整體設計，提出未來10年乃至更長時期的中國經濟改革整體框架。
決策層一方面應該集中海內外真正關心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經濟學人與有關市場人士的智慧，通過周密論證，拿出一套關于中國經濟戰(zhàn)略轉型的整體性框架來；并結合業(yè)已進行的新一輪全球產業(yè)革命尤其是低碳排放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硬約束，制定中國未來5年、10年乃至更長時間里的主導產業(yè)發(fā)展導向；另一方面，更要思考如何加強政策的執(zhí)行力，防止一項好的改革措施在執(zhí)行中變調甚至干脆不執(zhí)行的現象屢屢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對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的約束，切實改變現有的政績考核體系，解除各級各地官員的“GDP情結”。
進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應該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加快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步伐。即在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同時，通過相關制度設計，實現政府轉型，使得市場在更大程度上發(fā)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使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財稅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以及農村改革相結合，使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銀行業(yè)改革以及證券市場基礎制度改革相結合，以建立公平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和使經濟主體保持活力的微觀機制。進一步，政府在釋放權力、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應通過適當的轉移支付，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向民間尤其是廣大百姓的有序轉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輔之以高質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最后，應該切實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的有效性，將經濟增長的重心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chuàng)造新的需求。
全球都在關注并將持續(xù)關注中國這場迄今為止可能是最復雜經濟改革設計方案的下一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