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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飽受詬病且試行不暢的“共有產權”模式，當下卻風靡全國各地，被地方政府奉為建設保障房的圭臬。據《經濟參考報》報道，今年全國1000萬套的保障性住房建設任務給各地財政帶來不小壓力，為盡快回籠資金，一些地方開始嘗試廉租房“共有產權”或直接出售廉租房的方式來緩解資金壓力，廉租房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私有化”，由租房轉化為變相購買廉價房。
以上海為例，今年以“共有產權”模式建設的保障房，占上海全年保障房供應的47%，且早于7月底，共有產權房即已完成全年計劃的72%。而青海省與之相比，更是將廉租房實行合同管理，明確廉租房可以實行“共有產權”制度。
毫無疑問，共有產權房與公租房的本義相距甚遠。
共有產權房的關鍵點在于，房屋產權由保障戶與政府共同所有，保障戶所占產權的部分必須支付一定比例的購房款為前提，至于租金則是次要考慮；而公租房的本義，卻是房屋產權由政府（或政府指定機構）全權所有，保障戶沒有產權亦無需支付任何形式的購房款，租金對于保障戶而言則是重點考慮。
據此，可以認定，從產權屬性和關鍵訴求點出發(fā)，共有產權房更偏向于經濟適用房，而非公租房。而就真正解決保障戶的實際困難而言，顯然公租房解決的面更寬、且更徹底。那為何地方政府在今年保障房建設的具體執(zhí)行中，與“發(fā)揮公租房在保障性住房中作用”的既定方針，卻發(fā)生如此嚴重的偏離呢？更何況，“共有產權”模式，早于2007年由江蘇淮安主導的試驗已被認定為失敗。
實際上，對于“發(fā)揮公租房在保障性住房中作用”既定方針的嚴重偏離，與其說是源于地方政府的主動創(chuàng)新，還不如說是源于地方政府無奈的選擇。這種對“共有產權”模式的無奈選擇，其根源即在于地方政府今年“財運不佳”，在面對數額巨大的保障房建設資金支出時，不得不進行變通。
根據今年保障房建設1000萬套進行核算，起碼需要投入資金1.4萬億元左右。這其中，雖然中央財政補貼1000多億元，但仍需地方政府財政支出4000億元左右，余下的近9000億元亦需要由地方政府負責融資籌集。而對于經受地產調控打壓以及融資平臺收緊的地方政府而言，這顯然是不易完成的任務。
但是，在今年保障房建設的既定目標面前，地方政府進度延緩的任何理由，均將受到問責。在今年２月由住建部代表國務院保障性安居住房工作協(xié)調小組，與各地政府啟動的“保障房目標責任書”簽訂后，核定10月31日前各地政府必須完成針對保障房的所有分配任務，而且將保障房建設與地方主要官員的考核緊密掛鉤。
在保障房考核大棒壓頂、考核大限臨近之下，地方政府不得不施展“財技”，用“共有產權”模式來解決保障房建設的資金困境。而這雖然偏離了今年保障房建設的初衷，但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受限、融資平臺收緊的現實困境之下，相關部委不得不予以“寬容”放行。
本輪“共有產權”模式主導的保障房建設，嚴重偏離了“發(fā)揮公租房在保障性住房中作用”的初衷。在這種與初衷嚴重偏離的背后，不僅更多的保障戶可能因此得不到保障，更可能給地方政府產生謀利空間，甚至滋生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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