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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下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明白，中國經濟的確需要轉型。黨的五中全會通過了我國十二五規(guī)劃建議，在吹響轉型號角的同時還清晰地描繪了轉型的路徑�，F(xiàn)在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有效地推動經濟轉型。我認為，除了財稅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yè)政策之外，還應該通過要素價格變動來推動經濟轉型。其中，薪酬的合理增長，應該是推動轉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在未來一個時期內，薪酬的合理增長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當前，我國城鎮(zhèn)化建設方興未艾，隨著更多的農村人口變?yōu)槌鞘芯用�，其生活方式將由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狀態(tài)和低層次的消費水平轉變?yōu)楝F(xiàn)代城市居民的消費方式，從而促進消費在經濟增長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試想，數(shù)億人消費水平的幾何級數(shù)提升將會對消費增長帶來多大推動！我認同我國經濟已進入了“劉易斯拐點”的觀點。當然這一拐點不是某一時間點，而是一個時間區(qū)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城市中企業(yè)的工資被不合理地控制在較低水平，則無益于農村勞動力進一步流向城市。因此，推動薪酬合理上漲，尤其是農民工工資的較快上漲，將有助于促進城鎮(zhèn)化建設進而推動消費快速增長。工資上漲對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成本會帶來較大壓力，從而推進企業(yè)積極地推進機械化和自動化，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進而推動產業(yè)升級。對出口行業(yè)尤其勞動密集型出口行業(yè)而言，工資上漲則無疑有助于改變出口產品結構，增強出口產品競爭力。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經濟持續(xù)保持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jù)，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卻在持續(xù)下降。據(jù)統(tǒng)計，1995至2006年，該比重由59%降為47%；與此同時，資本收入卻上升了12個百分點。當然，由于統(tǒng)計上存在死角，這一數(shù)據(jù)可能未能反映勞動者報酬變化的全貌，但在較大程度上反映了勞動者的工薪所得。由此可見，與GDP增長同步提升勞動者報酬已刻不容緩。在基尼系數(shù)達到很高水平的情況下，薪酬增長應當主要是指勞動密集型行業(yè)和低收入群體薪酬的合理增長。因為這部分人群每增加一個單位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從而在相應縮小我國收入差距的同時，有助于促進消費增長。近年來，我們欣喜地看到，相比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有了明顯上漲，但總體來說仍未達到合理水平。
　　提高低收入群體薪酬水平，似乎反對者寥寥，但有人卻免不了有些許憂慮，生怕薪酬增長較快會削弱我國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影響我國出口競爭力。但我認為，只要薪酬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不會給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帶來實質性的削弱。
　　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在過去的30年里，我國工資增長速度明顯低于勞動生產率，后者比前者快了3個百分點；中國制造業(yè)單位勞動力成本指數(shù)，1980年為1，2008年則降為0.45。這說明，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即使工資的增長快于勞動生產率增長，只要這個速度不大于3個百分點，中國相對低的勞動成本仍然能夠繼續(xù)維持。
　　再從出口單位價值指數(shù)看，我國的出口產品價格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是處于低位的。盡管我國出口單位價值水平有所上升，但升速遠慢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遠慢于發(fā)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從2000到2008年，中國出口產品的單位價值上升了13%，而世界平均卻上升了60%，發(fā)展中國家平均也上升了55%。當然，發(fā)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價格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石油、原材料價格上升帶動的，而我國卻是石油、原材料的主要進口國。無論如何，出口價格有上升空間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出口價格的上升有助于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
　　近年來，盡管有大量勞動力供給，勞動者的工資還是不斷上升的。但由于勞動生產率增長快于工資上升，勞動力成本仍是在不斷下降的。目前，我國勞動力成本水平相對仍比較低，2008年我國內地制造業(yè)平均工資水平仍為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15%-20%，與泰國和菲律賓基本相當。因此，即使勞動力成本有所上升，但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勞動力成本在世界上仍具有競爭優(yōu)勢。我認為，未來只要薪酬上升的速度不快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力成本仍然可以有效地控制。當然，未來有必要一方面加快資本和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yè)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加快步伐推動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勞動力成本在出口和貿易順差中的重要性逐步降低。
　　誠然，薪酬的上升對未來物價上漲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壓力；從中長期看，人民幣又具有進一步升值的潛力，出口產業(yè)容易受到雙重擠壓。但我認為，在產能過剩，主要產品供求關系基本平衡的格局下，我國未來不具有惡性通脹的基礎和條件，再說政府平抑糧食和豬肉等重要食品市場供求關系的能力已明顯強于過去。未來物價總體水平可能會高于前一個時期，但只要GDP能維持9%左右的增長，尤其是工資增長可略快于物價上漲，低收入群體仍可能在漲工資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如果溫和的物價上漲能夠在基本不損害低收入群體利益的情況下，推動經濟轉型的加快實現(xiàn)，則未來CPI上漲的容忍度可以略高一些。人民幣升值來自實體經濟方面壓力是國際收支不平衡。當工資上升超過人民幣名義匯率上升時，將有助于減少貿易順差，促進國際收支平衡，進而減輕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壓力。鑒于對出口來說，工資上漲和匯率升值具有某種相同的效應，因此有必要在升值和漲薪之間取舍和平衡�？紤]到國內經濟轉型的需要，應該在當前和未來幾年，讓匯率小幅漸進升值，從而推動工資有較快的增長，避免人民幣升值過快而擠掉了薪酬上漲的空間。因為薪酬上漲會直接改善民生，促進國內的消費；而人民幣升值的效應可能會更多地體現(xiàn)在促進對外投資和國際市場消費方面，這與低收入群體無緣，同時只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會多一些，我想我們應當盡量不讓肥水外流。
　　毋庸置疑，薪酬合理增長的目標行業(yè)和人群應該是勞動密集型行業(yè)和低端勞動力。在這方面，地方政府應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下及時合理調升最低收入標準；同時出臺相關舉措鼓勵和推動有關行業(yè)調升工資。有關部門應出臺政策推動低端勞動力薪酬增長制度化、規(guī)范化和定期化。當然，還可以考慮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最低課稅標準，直接將低收入群體的部分勞動所得返還其本人，同樣可以起到增加其收入的效果。此外，地方政府應大幅度削減微小企業(yè)的多類稅費，讓這些生存本已十分困難的弱勢企業(yè)能有相對多的財務資源可以提高其員工的薪酬水平。不應經常是有呼聲，有壓力時就做一做；呼聲變小和壓力減弱時就放一放。這件事不僅關乎公平正義，同時也著實與經濟轉型密切相關。
　　目前，我國勞動力成本水平相對仍比較低，2008年我國內地制造業(yè)平均工資水平仍為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15%-20%，與泰國和菲律賓基本相當。因此，即使勞動力成本有所上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勞動力成本在世界上仍具有競爭優(yōu)勢。未來只要薪酬上升的速度不快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力成本仍然可以有效地控制。
　　考慮到國內經濟轉型的需要，應該在當前和未來幾年，讓匯率小幅漸進升值，從而推動工資有較快的增長，避免人民幣升值過快擠掉了薪酬上漲的空間。因為薪酬上漲會直接改善民生，促進國內的消費；而人民幣升值的效應可能會更多地體現(xiàn)在促進對外投資和國際市場消費方面，這與低收入群體無緣，同時只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會多一些，我們應當盡量不讓肥水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