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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 作者：胡遲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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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拢保等�，上半年的經濟數(shù)據(jù)“閃亮登場”。數(shù)據(jù)顯示，經濟增長有所回落，但仍在較高水平，令人欣喜的是，ＣＰＩ比事先預計的要早掉頭向下。再從工業(yè)、投資、零售增長等數(shù)據(jù)看，基本上都已經處于以往年份的常規(guī)值范圍內，顯示了經濟運行在趨向正常。統(tǒng)計局新聞發(fā)言人盛來運就此稱，中國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態(tài)勢總體良好。無疑，上半年數(shù)據(jù)的公布減輕了人們事先對中國經濟的一些擔心。
溫家寶總理于數(shù)據(jù)發(fā)布次日表示，中國經濟第二季度的發(fā)展速度比第一季度有所回落。這除了基數(shù)的因素，主要是主動調控的結果。的確，我國經濟在上半年呈現(xiàn)出比以往更加復雜的運行態(tài)勢。一方面，經濟強勁反彈，一季度ＧＤＰ增長１１．９％，但二季度經濟增長有所回落，另一方面，ＣＰＩ值在前兩個月單邊向上，５月份達３．１％，雖然還在溫和水平，但顯現(xiàn)繼續(xù)向上，大有一舉突破全年３％目標之勢。顯然，ＧＤＰ與ＣＰＩ的相反走勢增加了宏觀經濟的復雜程度，也給宏觀調控政策的運用增添了難度。在此復雜的經濟形勢下，宏觀調控政策保持了清醒的步伐與節(jié)奏。在保持政策連續(xù)性與穩(wěn)定性的前提下，主動出擊，適度調整，上半年經濟數(shù)據(jù)的取得實屬不易，也充分顯示在經過若干歷練之后，我國政府宏觀調控的水平已經明顯提高，能夠有效駕馭復雜的經濟形勢。
從世界范圍內看，自上個世紀３０年代大蕭條以來，以宏觀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調控政策已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與惡性通貨膨脹的出現(xiàn)。二戰(zhàn)以后，西方國家長達數(shù)十年的“黃金增長”更是離不開宏觀調控的“保駕護航”。因此，人們有理由樂觀地說，大蕭條已經成為歷史。即使面對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國政府的聯(lián)手積極干預下，經濟也能夠在較短時間內走向復蘇，而不會出現(xiàn)３０年代那樣長期經濟蕭條的局面。必須指出的是，宏觀調控要想積極引導經濟走勢，就必須對經濟走勢做出正確的預測，而從經濟運行的特點看，阻礙正確判斷經濟發(fā)展趨勢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
因此，宏觀調控首先必須有效應對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所謂不確定性指經濟行為者事先不能準確地知道自己的某種決策的結果�；蛘哒f，只要經濟行為者的一種決策的可能結果不止一種，就會產生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產生仍然源于人們關于未來信息的不完全。決策者必須在無法預知各種事前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變化與影響的情況下決策與行動，因而由于決策執(zhí)行的預期后果與實際運行過程的偏差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芝加哥學派創(chuàng)始人弗蘭克·奈特對不確定性分析做出了杰出貢獻。他在《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區(qū)分了兩種不確定性，即“風險”指可度量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指不可度量的風險，而后者才是真正的“不確定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既來自于關于未來信息的不完全，也產生于國際經濟中的各種偶發(fā)事件“蝴蝶效應”式地擴散。后一種不確定性對一國經濟的擾動更為可怕�？梢哉f，中國經濟在１９９７年以及２００８年秋天以后的下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亞洲金融危機與美國次貸危機這種外部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由于宏觀政策的操作具有時滯的特點，因此，要想獲得預期的調節(jié)效果，經濟決策必須提前做出，并付諸實施，但在不確定性的影響下，經濟決策的執(zhí)行有可能造成“誤判”，適得其反地干擾了經濟運行。因而，在不確定性存在的情況下，對經濟走勢的準確判斷，就顯得格外重要。以上半年經濟數(shù)據(jù)為例，一方面，經濟增長有所回落已成為共識，但到底回落多少就含有不確定性，對回落幅度大小的預測就非常重要；另外，６月份ＣＰＩ比許多分析的要早掉頭轉向，這也是不確定性的體現(xiàn)。對這些指標的預判都事關經濟政策是否需要重新定位。所幸的是，上半年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非常穩(wěn)健、謹慎，基本沒有受到不確定性的誤導。
雖然不確定性是無法避免的，但制定調控政策時，盡量減少不確定性對經濟決策預期效果的擾動還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一是決策者要采用科學的分析方法，最大限度地運用已有的知識、經驗、信息，以增強對未來發(fā)展的準確判斷能力。不確定性雖然是不可預知的，但其事例卻可能是以前曾經發(fā)生過的，因此，要做好各種預案準備，在無法事先預測的情況下，做到“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二是從信息入手，不確定性源自信息的不完全，因此，信息集中化就可減少不確定性的影響。如同保險公司比客戶具有更多的信息一樣，宏觀政策的決策者也比單個企業(yè)決策者擁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具有更多的決策優(yōu)勢。
三是擴大規(guī)模，一般而言，大企業(yè)的成本水平總是低于小企業(yè)。由此擴展到國家，一國經濟也可以通過增加規(guī)模來減少不確定性的控制成本。規(guī)模擴大以后，既能在分工的基礎上通過專業(yè)化決策把不確定性向可預測方向轉化，也能在內部“拾遺補缺”，做到相互調劑，盡可能減少不確定性的負面效應。從這個角度看，目前的中國經濟可比以前更充分地化解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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