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期待已久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公開征求意見稿）昨日公布。此《綱要》歷時一年半、經前后兩次公開征求意見、舉行上百次座談會編制而成，描繪了未來10年我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的愿景。
我們注意到，此前媒體廣泛議論的教育管理體制改革、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促進教育公平、倡導教育家辦學等事項，在此綱要中均有體現(xiàn)；而推進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探索建立高等學校理事會或董事會，逐步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制度，完善中國特色現(xiàn)代大學制度等提法也明確出現(xiàn)在此綱要中，這些均顯示，在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標上，相關各方已經初步形成共識。
上述這些提法出現(xiàn)在這份《綱要》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每一條都涉及諸多既得利益的調整，我們深知實現(xiàn)這些提法的艱難。政府的放權，就是要將辦學權交還學校，將評價權交給社會和受教育者；取消行政級別，將影響上百副部長級校長、上萬局級校領導、幾十萬處級、科級干部；建立現(xiàn)代大學制度，無疑要求學術權和行政權分離；探索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的辦法，由政府宏觀管理，專業(yè)機構組織實施，學校依法自主招生，讓學生多次選擇，將打破傳統(tǒng)高考的格局。因之，才有此綱要本計劃于去年8月公布，卻延遲到今年2月底；也才有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掛帥，先后兩次發(fā)文，并在《綱要》征求意見稿出臺之前召開五次座談會深入聽取意見。
正因面臨如上難題，怎樣實現(xiàn)上述改革和發(fā)展目標，就是更令人關注的事。從戰(zhàn)略規(guī)劃的完備性看，完整的戰(zhàn)略規(guī)劃當包括戰(zhàn)略目標、實現(xiàn)戰(zhàn)略目標的手段和方法、對目標和實施效果的評估和反饋。而綜觀《綱要》文本，對于使用什么手段、什么措施、什么方法來達到這些目標，卻不甚明了；對于如何保障《綱要》的實施、評估《綱要》的實施效果，也較粗略。
《綱要》的第二十一章《重大項目和改革試點》提出，2010-2012年，圍繞教育改革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著眼于促進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量，增強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以加強薄弱環(huán)節(jié)和關鍵領域為重點，完善機制，組織實施一批重大工程；成立國家教育改革領導小組，研究部署、指導實施教育體制改革工作。也就是說，教改的愿景已基本確定，但是改革的路線圖卻依舊模糊，我們能看到對岸的目標，但通往對岸的橋，卻沒鋪好，甚至連施工圖紙還沒有。
比如，關于推進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管評辦分離，試問誰來推進？是國家科教領導小組，還是教育行政部門（國家教育改革領導小組設立在何處并不明確），抑或是學校？如果是教育行政部門，他們能自愿地將管理權、辦學權、評價權交給學校和受教育者嗎？要知道，過去五年轟轟烈烈的高校本科教學評估，以及各種評估、評審泛濫，就被認為是教育行政部門在創(chuàng)造權力、享受權力。如果是學校，他們有什么資本去向行政部門要權，過去多年來，各級各類學校的領導在各種場合要求給予學校辦學自主權，可結果卻是辦學自主權越來越少。
再者，不推進又如何？《綱要》雖有這般表述，但在具體落實中，如果中央不向地方放權，政府不向學校放權，誰來制約、問責中央部門和政府機構呢？這就如《高等教育法》明確規(guī)定高校有七項辦學自主權，但政府部門卻將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我們認為，推進“放權”，一要有超越教育行政部門利益的機構，這一機構應設立在國務院國家科教領導小組之下；二要有對政府部門的制約與問責機制。《綱要》有必要對此加以明晰。
當然，從改革的復雜性、漸進性和改革方式的多樣性出發(fā)，教改《綱要》是很難、也不宜確定改革具體模式的，各地、各校可根據(jù)改革的既定方向，創(chuàng)造性地進行改革探索。但這不意味著對某些涉及關鍵利益調整的改革，也可模棱兩可，而應有明確的步驟、明確的時間節(jié)點。在《綱要》中，很多關涉關鍵利益的改革，尤其是與教育行政部門權力相關之處，都有“逐步”、“探索”相伴�！爸鸩健�、“探索”未嘗不可，但人們也據(jù)此擔心，改革會遭遇現(xiàn)實的阻力，最終有可能到2020年，還在逐步、探索。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綱要》發(fā)布會上說，要制定一個讓人民群眾滿意、符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真正管用的《規(guī)劃綱要》。有鑒于此，在這一輪征求意見中，我們建議能圍繞已經形成的改革共識，明確改革路線圖，讓這些改革能切實落實到行動之中。（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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