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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將步入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換的關鍵階段：一方面，刺激政策的持續(xù)或進一步放大很可能帶來短期快速回升和經濟過熱；另一方面，如果簡單采取退出政策，將使政策刺激性需求急劇萎縮，剛剛啟動的局部的、還沒有形成自我循環(huán)的市場動力機制夭折。
目前，“兩難決策”已經在多領域凸現(xiàn)。
第一，重化工業(yè)主導的經濟復蘇VS結構調整力度加強
中國宏觀經濟在2008年第三季度深度下滑的核心原因就是在出口和房地產市場逆轉的引領下，重化工業(yè)受到重創(chuàng)。政府救助計劃中很重要的著眼點在于這些行業(yè)的救助。因此，2009年經濟反彈最為迅猛的是重化工業(yè)。但這種復蘇似乎與我們結構性調整方向、與中國所確定的新型工業(yè)化道路不一致。
第二，對就業(yè)帶動不足的復蘇與增加就業(yè)的刺激方案之間的反差。
增加就業(yè)、安置失業(yè)成為中國宏觀與社會救助的核心。但是，目前整體的投資以基礎建設為主體、以資本密集型產業(yè)刺激為主體，這使得經濟反彈力度很大，但就業(yè)的增長卻與之不匹配。因此，調整刺激方案以平衡宏觀復蘇與社會穩(wěn)定的必要性就越來越大。
第三，刺激出口VS不平衡調整
2010年政策的決策將面臨一個矛盾，那就是刺激出口會帶來宏觀經濟的快速復蘇，但這卻使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又回到老路。
第四，房地產：作為民生產業(yè)VS作為經濟支柱產業(yè)
作為民生產業(yè)的房地產，政府希望廣大居民能夠具有相應的購買力，因此不希望房地產價格上漲；而作為經濟支柱產業(yè)的房地產，政府希望在價格合理回升中提高投資和銷售，從而帶動宏觀經濟運轉，由此產生了政府在調控房地產市場上的矛盾心態(tài)。
第五，作為地方政府核心財源的房地產土地VS作為中央政府農業(yè)基礎的土地
地方政府希望在土地價格快速上漲中大量投入土地，使地方土地出讓金和相關房地產收入大幅度增長；而中央政府卻希望城市化進程不能過度減少農用耕地，平衡房地產發(fā)展與農業(yè)之間的關系，由此產生在調控土地市場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沖突。
第六，結構調整進程：存量調整VS增量調整
結構調整有兩種方式：一是增量的結構控制；二是存量的調整。一般而言目前新上的項目都是技術水平較高、有市場的項目，而存量大部分是技術水平較低、利潤較差的行業(yè)。因此，減存量是解決結構問題的一個核心途徑，但存量將帶來大量的遺留問題，難度很大。同時，增量可以通過控土地、控信貸和控項目審批等途徑實施。由此產生了結構調整中可實施的路徑與效果之間的沖突。
第七，匯率政策的兩難選擇。
這種兩難選擇在2003~2007年大量存在，其核心就是作為貿易戰(zhàn)略的匯率政策與作為金融戰(zhàn)略的匯率政策存在矛盾；作為熱錢治理的匯率政策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匯率政策存在矛盾。2010年這些矛盾將重新出現(xiàn)。
第八，被中長期投資項目和地方政府“雙重束縛”的貨幣政策，如何在數(shù)量退出與價格退出上選擇。
如果繼續(xù)貨幣數(shù)量性的收縮將導致很多中長期項目的后續(xù)資金缺乏，從而導致大量的爛尾工程；而進行價格性貨幣政策的收縮，將導致熱錢涌入、貨幣政策失靈的風險。
第九，長短政策，戰(zhàn)術與戰(zhàn)略層面的沖突。
結構性調整在本質上是一個順應經濟發(fā)展階段而進行的政府主導性的戰(zhàn)略工程，它不是宏觀調控年度的核心內容，不能把它處理為短期戰(zhàn)術性的行動。
從方向上來看，明年應從幾個方面進行政策調整：
第一，重新審視目前的各種目標，減少宏觀經濟調控最終目標的數(shù)量，部分目標必須弱化，部分目標必須舍棄。
可以弱化通貨膨脹目標，使之成為中間性、從屬性的目標，因為2010年通貨膨脹不會出現(xiàn)，資產價格泡沫才是核心。強化“擴內需”，特別是“擴消費”的目標，因為培育市場性自發(fā)需求是2010年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將“調結構”放在戰(zhàn)略層面，成為中國中長期規(guī)劃的核心內容，而不能列入短期宏觀經濟調控目標。
第二，注重政策工具與目標的匹配性。
其體現(xiàn)的核心原則就是：中長期政策與中長期目標相匹配，如改革與利益結構調整相匹配；產業(yè)規(guī)劃與結構調整相匹配、社會工程建設與社會規(guī)劃相匹配等。
要注重政策工具的性質，把握問題的核心根源。依靠單純的行政管理和計劃調整的方式，無法實施動態(tài)調整，產能過剩問題的治理必須從行政體制自身的層面來尋找問題。地方政府與地方的行政利益格局不改變，不形成有效的“有進有退”的競爭淘汰機制，不改變政績觀，不建設保證落后企業(yè)和落后產能退出的社會保障體系，不破除政府采購中的地方保護主義，如何真正達到產能均衡發(fā)展的目標？
另外，供給升級必須與需求升級相匹配，產品結構轉變必須與相對價格結構和利潤分布相結合——政府可以在產業(yè)升級和技術升級進程中市場失靈的地方找到用武之地，但不是完全主導。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