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經濟發(fā)展來源于建設基礎設施的能力的話，那么過去400年統治世界經濟的就不應該是西方人，而應該是埃及人和中國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國人可以建長城和挖運河，但這種建設基礎設施的能力帶來了什么經濟優(yōu)勢嗎？——摘自《“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
“中國模式”作為一個熱詞，正吸引著各方意見，本書亦為其一。
像大多數熱詞一樣，“中國模式”的定義也比較模糊，它最早被外國經濟學家提出，因有褒揚的味道而迅速走俏。很少有人關注：真有所謂“中國模式”嗎？它真的是一種獨特的模式？
所謂“中國模式”，指的是經濟的高增長、審慎的政治制度和深厚的儒家文化傳統三者的有機結合。人們普遍認為，大量使用外資是它成功的關鍵。
然而，這個模式真的專屬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巴西、哥倫比亞、波多黎各乃至亞洲的伊朗，普遍實現了10%左右的經濟增長，也都選擇了審慎的政治框架，也都注重培植其傳統文化。這說明，要么是“中國模式”并不獨特，要么是我們對它的概括不準確。值得警醒的是，“巴西模式”等并沒有走向成功，反而陷入了“失去的十年”的泥潭中，這足以為我們敲響警鐘。
黃亞生發(fā)現，在中國經濟騰飛過程中，外資作用被大大高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總共吸引外資不過30億美元，然而，民營企業(yè)的勃興為經濟注入了活力，然而，隨著外資大量涌入，它們一度得到超國民待遇，抑制了本土民營的發(fā)展，并引發(fā)了就業(yè)困難、工資增長緩慢、創(chuàng)新能力下降等一系列問題。
表面看，GDP越來越高，城市建筑越來越漂亮，可仔細盤點，卻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外資的進入加速了技術轉化，相反，我們一個又一個行業(yè)落入他人之手，這種全軍覆沒式的發(fā)展，為我們帶來了這樣的危機，即：我們有可能成為國際大公司的原材料、勞動力的提供者和傾銷終端產品的市場，甚至是污染的排放處。
高速增長的經濟與人們的收入沒能同步增長，基尼指數的不斷攀升讓社會承受考驗，房價過快上漲和通脹高企，都在提醒著我們，“中國模式”與“巴西模式”存在并軌的可能。相比于迅速發(fā)展的印度經濟，中國經濟已呈現出創(chuàng)造力不足、制度阻力大等弱勢，對此，如不深入檢討，依然沉醉于贊揚聲中，為經濟表面數據所迷惑，我們很可能要付出代價。
數據是會欺騙人的，就像彩票兌獎站的工作人員一樣，看到的都是來領獎的彩民，他因此得出中彩率100%的結論，豈不大謬？然而，太多人卻執(zhí)著于這樣的眼光來看問題，只從自己所屬的小群體的利益出發(fā)去判斷，自然會在錯覺中越走越遠。
“中國模式”的有無，爭論并無意義，關鍵是中國經濟要突出重圍，而不是被贊揚所蒙蔽。黃亞生認為，“中國模式”要避免步“巴西模式”的后塵，就應向“東亞模式”學習，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