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合法有序的民間借貸關系。
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稱“最高法”)下發(fā)《關于當前形勢下加強民事審判切實保障民生若干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其中明確上述要求。
這是一個微妙的時點。
2月14日，最高法表示將依法審慎處理好“吳英案”。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金融法學院院長羅培新教授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知》釋放了一個信號，就是對于民間金融的口子正在逐步放開。
羅培新去年底赴浙江調研民間金融，并與30多名溫州老板座談。他稱，《通知》對于民間金融加強管理同樣予以強調，“這兩者并不矛盾，他們是在尋找之間的平衡�！�
前不久，新華社發(fā)文，通過對一些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企業(yè)家的專訪，縱論“吳英案”背后法治、金融和經濟領域的制度糾結。
文章稱，一起案件的法律裁定和社會輿論如此背離，實屬罕見。
專家建議，要創(chuàng)設一個民間融資的安全港制度，讓法律明確告知在什么情況下的民間借貸是合法的，越過這個界限就是違法的，便于公眾自我判斷。
事實上，包括《通知》在內，最高法下發(fā)了一系列文件，試圖厘清民間融資中的模糊地帶。
重申合法利息界定
《通知》要求，依法準確認定民間借貸行為效力，要正確分析當事人訴訟請求的實質，判斷當事人有關約定的效力，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以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實體經濟發(fā)展；要加強對借據真實性的審查，進一步明確舉證責任的分配，加大對各種形式高利貸的排除力度和對虛假債務的審查力度。
本報記者對近三十年來金融領域的制度規(guī)范進行梳理后發(fā)現，改革開放以來，監(jiān)管部門對于民間借貸的態(tài)度正在發(fā)生微妙的變化。
就在去年底，最高法還發(fā)布一則通知，要求妥善化解民間借貸糾紛。
通知指出，民間借貸客觀上拓寬了中小企業(yè)的融資渠道，但實踐中民間借貸也存在著交易隱蔽、風險不易監(jiān)控等特點。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依法保護合法的借貸利息。
其中明確，出借人依照合同約定請求支付借款利息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下稱《若干意見》)第6條、第7條的規(guī)定處理。
其中，出借人將利息預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應當按照實際借款數額返還借款并計算利息。當事人僅約定借期內利率，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以借期內的利率主張逾期還款利息的，依法予以支持。當事人既未約定借期內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參照央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主張自逾期還款之日起的利息損失的，依法予以支持。
《若干意見》第6條規(guī)定，民間借貸的最高利率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
對于復利問題，《若干意見》第7條又規(guī)定：“出借人不得將利息計入本金謀取高利。審理中發(fā)現債權人將利息計入本金計算復利的，其利率超出第6條規(guī)定的限度時，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
《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也明確：“民間個人借貸利率由借貸雙方協(xié)商確定，但雙方協(xié)商的利率不得超過央行公布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不含浮動)的4倍。超過上述標準的，應界定為高利借貸行為�！�
目前，央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6.56%。
也就是說，年率26.24%以下的民間借貸受到法律保護。
值得關注的是，最高法還在近期連發(fā)六條司法建議規(guī)范民間借貸，包括規(guī)范公務員參與民間借貸活動、規(guī)范和放開企業(yè)間借貸活動。
并非一概而論
早在1986年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規(guī)定，禁止非金融機構經營金融業(yè)務。其實從更早期，民間金融與國家金融都以“雙軌”的方式存在。但是在制度層面，這種認可相對少見，比如，1990年最高法出臺《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對于名為聯營實為借貸的行為，認為其違反金融法規(guī)，應確認合同無效。
1999年2月，最高法公布的《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yè)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規(guī)定，公民與非金融企業(yè)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對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解釋規(guī)定不得超過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4倍，超出部分不予保護。因此，對于自然人作為一方主體的民間借貸，其合法性是確定的。
此后，最高法民二庭有關負責人提出了區(qū)分借貸的目的和方式予以不同處理，對偶爾的、以自有資金進行的借貸，在不違背法定利率范圍的情況下確認其效力的傾向性認識。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首開先河，于2010年5月出臺指導意見，提出企業(yè)之間自有資金的臨時調劑行為，可不作無效借款合同處理。
談及最高法最新出臺的《通知》，北京京衡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苗宏安對本報記者表示：“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會更加理性地來處理民間借貸�！�
在此前的2011年2月25日，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項死刑，但不包括集資詐騙罪。
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以集資詐騙罪裁定吳英死刑。
如何界定集資詐騙還是非法吸收存款罪，一直都存有較大的爭議。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yè)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曾對本報記者表示，建議決策者觀念上更加開放。
他認為，需要克服這樣一種慣性思維，即一旦放開民間金融業(yè)，那些開銀行的私人老板就會亂集資或攜款潛逃，將風險留給政府。其實中國歷史上有非常好的守信用傳統(tǒng)，山西票號和浙江錢莊完全是民間金融，信用極佳，“為什么金融對內放開就不能相信私人資本、民間資本呢？”
上海律協(xié)公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吳冬律師則認為，《通知》對于民間借貸要保護的表態(tài)其實是有條件的，并不是絕對的。
“比如民間的借貸究竟是為了個人揮霍，或者是傳銷性質的，或者是純資本運作，還是為了實體經濟發(fā)展�！眳嵌J為，最高法并沒有一概而論，而是有區(qū)別地對待民間借貸。
他認為，目前的表述其實還不夠細致，應該制定更為詳細的司法解釋，比如民間借貸的舉證責任，在司法實踐中，其實并不太統(tǒng)一，各地都有些各自做法，而這需要最高法進行統(tǒng)籌。
羅培新認為，現在要做的其實是將隱性的民間借貸顯性化、合法化，讓它們在陽光下接受監(jiān)管，政府部門在了解到民間金融的真實情況時，要對一些隱藏的風險作出預警，也包括對投資者進行教育。
“最終是要達到一種平衡，既有利于保持市場的活力，民間對資金的需求得到滿足，同時也能保證金融秩序和公眾利益不受侵犯。”羅培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