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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和孔子怎么扯到一起去了？一個是當代極具競爭力的汽車廠，一個是古代聲名顯赫的讀書人。無論如何地風馬牛不相及，兩者有著一個共同之處：都不是規(guī)劃出來的。
汽車行業(yè)的規(guī)劃歷史起碼有幾十年了，連綿不斷，持續(xù)至今。政府的重點扶持早先有“三大”，一汽、二汽加上汽，后來變成“三大三小”。非重點則遭到抑制和打壓，據說那些雜牌部隊沖擊市場，分散資源，汽車工業(yè)的規(guī)模經濟總上不去，都是它們搗的亂。
如今“三大”雄霸天下，盡管只是窩兒里橫。享受著特殊政策，它們從洋人那里拿來現成的技術和產品，在政府的保護下，舒舒服服地吃著國內的市場。這么多年，盡管銀子賺得盆滿缽溢，自我知識產權和國際競爭力卻一直停留在規(guī)劃階段。難怪有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汽車公司，只有汽車裝配線。至于“三小”，不是自行遣散，就是被中央軍收編。
能走出國門的，僅兩家偏房，敢收購洋人的，唯有吉利。這既非規(guī)劃之功，亦非政策之力。夾縫中生存，陰影下長大，鍛煉出的生命力之強，超乎一般想象。幸虧當年沒有列入規(guī)劃扶持，否則軟飯吃到今天，恐怕仍無啃硬骨頭的牙口。
然而規(guī)劃還在進行中，并且數量越來越多，頻率越來越高。印象中去年每個月就出一、兩個，平均幾周時間就搞掂一個產業(yè)。不服不行，政府的文字工作效率真的提高了。
規(guī)劃今年延伸到教育和人才，目標是10年后建成人才強國。
筆者愚笨，實在想不清其中的道理。瞧瞧咱自己的歷史，人才似乎也不是規(guī)劃出來。春秋戰(zhàn)國時期，列強打成一團，政府搶地盤還忙不過來，哪有功夫搞規(guī)劃？說來也怪，越亂越是人才輩出，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墨子、老子、莊子、孫子(不是輩分)、管子(與自來水無關)、鬼谷子(并非農業(yè))、公孫龍子、楊朱…，數也數不過來。諸子百家，各執(zhí)一詞，開科授徒，著書立說，奠定我民族文化長久之基礎。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依丞相李斯所奏，焚書坑儒，禁絕百家，僅留秦書和農、樹、醫(yī)、卜，民間有欲學者，“以吏為師”。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教育和人才規(guī)劃的嘗試，效果顯然不佳，只培養(yǎng)出一幫酷吏，苛政嚴法，弄得官逼民反，秦朝二世即亡。
漢武帝采納董仲舒之策，“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政府從此主導了思想和教育。及至隋唐開科取士，人才的培養(yǎng)也在政府的規(guī)范下，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兩千年來，人才雖未絕跡，卻是寥若晨星，再無春秋戰(zhàn)國時的繁盛景象。大規(guī)模生產的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批量培養(yǎng)的是唯唯諾諾的奴才官吏。
清末民初，軍閥割據，戰(zhàn)亂不已。雖非盛世，卻迎來了久違的人才高產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開風氣之先，倡導學術自由，兼收并蓄，延攬了一批優(yōu)秀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其中包括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手——胡適和陳獨秀。那一時期大師們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當代人至今難以超越。
造就人才，不需要規(guī)劃。人才成長靠的是個人興趣與好奇心，需要的是自由的環(huán)境和開放的空間，允許不同學說的自由發(fā)展，鼓勵不同觀點的交流和交鋒。學術、文化和思想上沒有權威，也不存在研究與討論的禁區(qū)。
人才如同優(yōu)秀企業(yè)，是在自發(fā)的競爭(而不是政府安排下的“有序競爭”)中產生的。春秋戰(zhàn)國、清末民初都是弱政府時期，正因為政府無暇干預，才給了民間生存的空間和自由競爭的機會。
新時代呼喚著全新的諸子百家。單憑GDP，不足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思想和文化才是確立我民族世界地位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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